古代服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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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与西周时的汉服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

  这时汉服深衣和胡服开始推广。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裳连属在一起,所以叫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深衣在战国时相当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穿深衣的人物形象。

  楚墓出土木俑的深衣,细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确。短袖衣是楚服的一项特征。江陵马山1号楚墓曾出短袖的“衣”,衣即衣,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短衣。根据曾侯乙编钟之钟金人的服装看,应即短袖之衣。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大批陶俑的出土,为秦汉武士的服装提供了较充分的例证。他们穿的半长衣所交掩之曲裾虽较浅, 但仍为深衣之属, 其下身着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这种装束在西汉时仍广泛流行,裤也逐渐向全社会普及。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环境使得文人士子们空有忠君报国的志向却无用武之地。因为自身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人生理想无法达到,所以文人士子们他们不再过多地局限于儒学的条条框框,而是开始强调自我个性解放。

  于是当时的社会就出现了褒衣博带的流行时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魏晋风度。男子袒胸露臂,追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女子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尽力展示优雅和飘逸的风姿。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

  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

  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明代皇帝的日常服装是龙袍,上面绣着龙纹、翟纹和十二章纹,一般以黄色纱罗制成,配金冠。皇帝礼服则仍保持上衣下裳的古制,由玄衣、纁裳、白罗大带、黄蔽膝、素纱中单、赤舄等组成。

  玄衣肩部织日、月、龙纹,背部织星辰、山纹,袖部织火、华虫、宗彝纹,领、袖口、衣襟侧边、裾都是本色。纁裳织藻、粉米、黻、黼纹。

  明初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如左图所示),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

  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

  明代的汉服影响颇远,近至东北亚的朝鲜,远至日本、琉球等藩属国。至清代,女装百褶裙、马面裙及道袍长袍一并留存。曲阜孔氏衍圣公府内藏明代衣冠服饰,满清上层也有穿着明代衣冠服饰画像。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优美的旗袍,挽回了满服缺少美感的一面。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

  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马褂、旗袍是清代满族男女的典型服饰。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

  它区别于汉族在宋明时期的马褂,满清的马褂不修边幅。满人初进关时,通过大屠杀而迫使汉族穿上它们的马褂。康熙雍正年间,由于奴化政策,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知缝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曾发掘出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同地区和族别的人们中间,服饰款式已各不相同。

  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就是用笄束发的反映。

  骨笄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曾出土,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得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华夏族服装的特征。

  推荐于2017-06-04展开全部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大红〕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

  中原人民的服饰,特别是便服、常服,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不少北方民族的服饰特点,衣服的形式适体。六朝的服饰,男子穿袍衫而低敞衣襟,女子则穿褂襦,杂裾双裙,甚是美观。这个时期的服饰,可以参鉴《洛神赋》、《列女传》等图卷。

  北朝的服饰,以合身的裤褶装、短袍衫,各式的靴子为特点,服装窄短,裙腰略微高提。妇女的服装多以簪花、珠翠及各种花冠为点缀,进而导致宋代的凤冠定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乌纱帽的翅是平直的〕,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裰”〔duō,古代士子、官绅穿的长袍便服,也指僧道穿的大领长袍〕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

  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宋代建朝初期,衣冠服饰均沿袭晚唐的服饰制度。新制颁发后,才逐渐将其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宋人又称为常服)、时服(按季节颁赐文武朝臣的服饰)、戎服以及丧服。宋代妇女的穿着与汉代妇女相似,都是瘦长、窄袖、交领,下穿各式的长裙,颜色淡雅;通常在衣服的外边再穿长袖对襟褙子,褙子的领口及前襟绘绣花边,时称“领抹”。宋代的服饰主要的特点是清新、朴实、自然、雅致。

  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但也有长裤。其裤子的形式特别,除了贴身长裤外,还外加多层套裤。宋代妇女有缠足的习俗,因此裙长多不及地,以便露足。

  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元代衣服与周代近似,衣袖较紧、窄,下裳较短,衣长至膝下,造型像百褶裙。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

  蒙族入关以后,除保留本民族的服制以外,也采用汉、唐、金、宋的宫廷服饰,如天子的通天冠和绛纱袍,百官戴梁冠、青罗衣加蔽膝是朝服和冕服等形制,汉族的公服也为通用服式。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女性习惯在裙子外罩一件背子衫或是云肩。凤冠霞帔是明代妇女的礼服,是后妃在参加祭祀等重大典礼时使用的服饰。整个冠上缀着龙凤,搭配霞帔一起穿著。明代较多使用的纽扣,主要用在礼服上,常服很少使用,明末时才有所普及。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因此逐渐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这是西娃刚刚写下不久(2006年1月)的《唤魂》诗中的两句。在这首同样延绵并由八个片段组成的爱情诗中,西娃依然保有了惯有的柔情本色(这柔情中包含着一个女人韧性的沧桑)。当我读到这首诗时,我这样评述了她:“……我深信这样的文字除了才华,更尊严的是它尊重了一个女人弥漫开的倦于隐秘的身心。你怀着放肆的纯洁的胆量,避开了凡俗的一贯的虚假,诉说得如此迷狂:‘让我放弃一切追求享受放肆沦落的幸福’。这首诗让我读出了诗人自我救赎的干净的操守。”